近日，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后的《条例》条款由13条增至27条，丰富了问责情形、引入了“容错”机制，突出“严管”“厚爱”。如果说3年前《条例》的出台开启了制度治党、责任强党的新路径、新举措，如今对《条例》的修订调整则为提高问责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奠定了坚实根基，是又一次织密织牢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笼子的里程碑事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2016年实施的《条例》发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作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自身管党治党责任认识不清的状况。但是，在一些地方仍存在问责不力、泛化简单化的现象。问责乱象的背后，是、官僚主义作祟，这不仅扭曲了问责工作的本意、让问责工作走偏，更导致一些基层干部诚惶诚恐，工作畏首畏尾。针对上述问题，新修订的《条例》坚持对症下药，完善问责机制，查堵偏差漏洞，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修订旨在努力做到严肃问责加温强扭处理、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作用，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司马迁说：“治政就是治吏。”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决定力量爱游戏平台。官员问责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500年前，中国就有官吏问责的思想和规定。司徒、司空、司马是西周就有的高官，当时对这些高官就有问责规定。比如对司徒，《周礼·地官》曰：“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韩诗外传》曰：“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迁者妻当包不当？不当包。”意思是说：一个地方的啬夫不把本职工作当回事，不履行职责，而专门干坏事。地方司法机关向中央司法机关请示如何处置，中央司法机关批复说：啬夫要受迁刑，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到流放地。啬夫是什么职位？乡镇级别，负责听讼、收取赋税的调速离合器。要论历史上对官员问责最严、问责最多的时期，恐怕要数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的那几年。万历三年（1575年）一年内，张居正共问责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抚按诸臣54人。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官吏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问责是为了更好地负责，严管只是手段，问责不是目的，激励担当作为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该不该问责、怎样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只有把问责的“利剑”准确打在问题的“七寸”上，被问责的机关和干部才会心服口服，众人才能引以为鉴、吸取教训。全面从严治党未有穷期，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同样未有穷期，以新的《条例》为依循，敢于问责、善于问责，拧紧管党治党的责任螺丝，才能扭住强党兴党的“牛鼻子”。（陈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